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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0年中國工業化進程與產業變革的重大趨勢

 2019-08-08 00:00:00   三思派
未來30年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防止“過早去工業化” 是未來中國深化工業化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

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工業化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轉變;另一方面,這個工業化的過程又是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過程,是在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實現的工業化。因此,未來30年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未來中國的工業化是在新一輪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展開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對我國的工業化推進方式和配套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國當前制造業下滑過快、服務業占比上升過快的“過快去工業化”傾向,應當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防止“過早去工業化” 是未來中國深化工業化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從技術突破、產業組織結構變革和各國產業政策部署的最新趨勢看,作為最主要的通用技術和使能技術,5G和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的主戰場。為了更好地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產業政策的體系、重點和實施方式必須適時進行調整。

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工業化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轉變;另一方面,這個工業化的過程又是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過程,是在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實現的工業化。這個雙重疊加的任務要求我們在工業化戰略中一定要牢牢把握兩方面原則,一是必須遏制中國出現“過早去工業化”傾向,保持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合理占比,防止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二是抓住新工業革命提供的戰略機遇,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通過搶占5G和人工智能等新工業革命制高點深化工業化。因此,未來30年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防止“過早去工業化” 是中國深化工業化的急迫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后,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就業人數急劇下降,總體約減少了2500萬崗位,歐盟國家制造業就業至少減少了約1/3。同時,制造業和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增加值中的占比也逐步降低,這被認為是“去工業化”。20世紀80年代,東亞一些高收入國家也開始自己的“去工業化”過程,甚至一些中等收入的拉丁美洲國家和南非在推進激進的經濟改革后也開始“去工業化”。

由于這些國家還沒有實現工業化,人均收入遠低于工業化國家,所以被認為是“過早去工業化”,而且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上述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一個國家和地區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30%以后,制造業所帶來的技術滲透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外匯儲備效應都已經得到充分體現,服務業效率提高能夠承擔支持經濟增長的引擎,此時制造業占比降低被認為是“成熟去工業化”;但是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制造業就業低于整體就業的5%,就開始降低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這就是“過早去工業化”,由于制造業發展不充分,取代制造業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產率、低貿易度類型的服務業,這些服務業無法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來替代制造業的作用,無法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果從工業化是生產要素組合從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的過程這個界定出發,“過早去工業化”實質是沒有實現生產要素組合的高級突破性變化而工業化進程卻被中斷(黃群慧,2018)[1]。

一般認為,“去工業化”呈現規律性的原因是由于制造業就業人數和人均收入呈現“倒U 型”的關系,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制造業就會下降。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國家相對于早期工業化國家而言,制造業的就業峰值以及制造業達到就業峰值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不斷下降,這意味著“去工業化”現象產生的條件要求更低,也就是呈現出在更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去工業化”的典型特征事實。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第二產業比重已從2006 年最高的47.6%下降到2017 年的40.5%,同期第三產業比重從41.8%提高到51.9%。其中,工業比重從2006年的42%下降到33.9%,呈現一種“過快去工業化”傾向。雖然第二產業和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提高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ꎬ但我國工業比重的下降既有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作用,也有經濟“脫實向虛”的不利影響。近幾年,中國服務業占比提升速度的確過快。1978——2011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0.6個百分點;2011——2016 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1.5個百分點。應該說,服務業占比快速增長是前所未有的。同樣,世界上也少有如此速度的結構變遷,1985——2014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增長了21.3%,而同期土地稀缺OECD國家、其他東亞國家、印度、其他南亞國家、土地富足OECD國家、拉丁美洲、中東與北非、次撒哈拉非洲、世界平均、發展中國家平均變動分別為10.6%、7.5%、14.1%、9.1%、7.0%、12.5%、-0.3%、1.9%、6%和7%,中國是服務業占比增速最快的。對服務業占比過快上升不能持過于樂觀的態度,這是因為相對于實體經濟尤其制造業而言,服務業具有兩方面缺陷:一是服務業資本深化程度不夠,占比過快增長會使全社會人均資本降低,進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近些年,服務業占比提升而經濟增速下降,出現了所謂的“結構性減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個問題。二是服務業發展由于知識專用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大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占比過快增長不利于經濟的包容可持續增長。因此,服務業占比過快上升對于經濟增長而言可能并非“善事”。因此,對于中國當前制造業下滑過快、服務業占比上升過快的“過快去工業化”傾向,應該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預防。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17 年德國人均GDP為44470 美元,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0.7%;2016年日本人均GDP為38972美元,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1.0%;2017年韓國人均GDP為29743美元,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7.6%。而中國2017年的人均GDP僅為8827美元,制造業占GDP比重為29.3%,僅略高于韓國。我國作為一個還未實現工業化、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的發展,避免“脫實向虛”,并將制造業比重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考慮到中國人均GDP不到一萬美元的發展水平,并參照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制定的25%的目標以及韓國接近28%的制造業比重,在2025年之前,中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應保持在大約30%的水平為宜,到2030年之后中國制造業占比至少應保持在25%以上。

新工業革命是深化我國工業化的機會窗口

從歷史上看,科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是“革命”。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學術界大體上有兩到三次科學革命、三到六次技術和產業革命等不同分類。1983年ꎬ英國經濟學家佩蕾絲按照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將1771年以來的技術和產業革命劃分為五次,即早期機械時代、蒸汽機與鐵路時代、鋼鐵與電力時代、石油與汽車時代和信息與通信時代。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在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世界在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電力時代后,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信息時代。德國則從工業化階段入手,將信息時代細分為基于信息技術的自動化階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統的智能化階段,形成從工業1.0到工業4.0的四次工業革命分類。無論如何劃分,學界達成的基本共識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為基本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一直在孕育發展。從技術經濟范式角度分析,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至少已顯現出以下特征(黃群慧,,2016)[2] 。

一是以信息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芯片處理技術、數據存儲技術、網絡通信技術和分析計算技術獲得重大突破,以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和大數據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技術、信息產品和信息獲取處理方法呈指數級增長,并在社會經濟中廣泛運用,與現實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帶來諸如電子商務、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與此同時,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創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進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共同構成新一代高新技術群,為社會生產力革命性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二是以信息(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人類的社會活動與信息(數據)的產生、采集、傳輸、分析、利用直接相關。隨著信息技術的突破發展,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個人電腦、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傳感器及各種形式的軟件等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在“云(云計算)+網(互聯網)+端(智能終端)”的信息傳導模式下,信息(數據)逐步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獨立投入產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數字物理系統等大幅提高邊際效率,成為決定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提升現代化水平的關鍵因素。信息基礎設施的重要價值正日益凸顯。

三是以智能制造為先導構造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制造業發展,而制造業發展又可以為其他領域提供通用技術手段,推動技術創新。伴隨芯片技術的突破發展、互聯網設施的發展完善、傳感器價廉量大的供給和先進制造技術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產業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迅速發展。支持和帶動了智慧農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個領域的發展。

智能制造依靠數據、軟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業互聯網為支撐,以電子商務為平臺,促進了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加快了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推動三次產業在融合發展中逐步轉型升級,形成具有更高生產率的現代產業體系。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意味著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對發達國家則是再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新工業革命對于我國工業化進程而言,是一次重大歷史性機遇ꎮ從經濟增長理論角度看,由于新工業革命提高了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素質,將有可能極大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ꎮ即使從總需求看,由于新工業革命的發展需要,大數據、云技術、互聯網、物聯網、智能終端等新一代基礎設施的巨大投資需求,也會直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

進一步看,由于新產業革命下分工協作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柔性生產、共享經濟、網絡協同和眾包合作等分工協作方式日益普及,在保證規模經濟源泉的基礎上,又極大地拓展了范圍經濟,挖掘了經濟增長的新源泉。可以說,新產業革命塑造的世界經濟發展新動能已經初露端倪,未來更是潛力巨大。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新工業革命催發了大量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為我國產業從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術經濟基礎和指明了發展方向,為我國科學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加快轉型升級、增強發展主動權提供了重要機遇。

與以前積貧積弱國情不同,我國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制造基礎,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具有了抓住這次科技和產業革命歷史性機遇的產業基礎條件。同時,我國具有規模超大、需求多樣的國內市場,也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提供了廣闊的需求空間。 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取得快速發展,增速遠遠超越其他發達國家,就得益于這樣的市場優勢。 

因此,面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我國可以乘勢而上,搶抓機遇,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實現跨越式發展。

5G和人工智能是產業變革的主戰場

從技術突破、產業組織結構變革和各國產業政策部署的最新趨勢看,5G、人工智能技術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已經成為新工業革命的主戰場,也必然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的主戰場,同時也是中美在未來產業競爭的主戰場。(一)5G技術的加速突破及其商業化應用由5G引發的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正在推動人類進入第六次科技浪潮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拓展期,5G以及人工智能所驅動的5G商業應用,將成為未來國家間產業競爭的主戰場,5G也將成為制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底層技術;而人工智能作為使能技術的加速突破和應用將大大提升5G的商業應用價值,大大提高工業的研發效率、生產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突破,成為改變制造業形態和結構的最重要動力。

5G為中國網絡強國建設提供了機會窗口。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歷程,5G是信息技術路線的重要轉換,為后發國家和企業實現技術趕超提供了重要的機遇。一是5G網絡是構筑萬物互聯的基礎設施。

5G移動通信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戶體驗和物聯網連接能力,將大大拓展信息消費空間,提升制造業生產效率和服務業創新效率。5G網絡將成為未來現代化產業體系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二是5G應用可以加速一國產業結構變革和產業組織結構的重構。

未來,5G與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增強現實等技術的深度融合,將形成萬物的網絡結構,成為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力力量。5G將為用戶提供超高清視頻、新一代社交網絡、浸入式游戲等新的消費體驗。

此外,5G將支持海量的機器通信,以車聯網、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為代表的物聯網應用場景與移動通信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5G還將以其超高可靠性、超低時延的卓越性能促進多種類型的垂直行業應用。總體上看,5G及其商業應用將成為創新、創業的重要基礎設施和土壤,助推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建設,使新一代移動通信成為引領國家數字化轉型的最重要的通用技術。

未來5G及其商業應用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新動能。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預測,5G的發展將直接帶來網絡運營、通信設備以及信息平臺和應用的快速增長,進而直接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并通過技術擴散和應用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從而間接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到2020年,估計5G網絡建設初期電信運營商的網絡設備支出將直接形成約920億元的GDP。

到2025年,主要來自于用戶購買移動終端、流量消費及各類信息服務的5G支出預計拉動國民經濟約1.1萬億元,對當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2%。到2030年,主要來自于用戶購買移動互聯網信息服務的支出、各垂直行業的網絡設備投資和流量消費支出等,對國民經濟的直接貢獻將達到2.9萬億元,對GDP的貢獻率將達到5.8%(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3]。

(二)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未來經濟潛力

人工智能也稱機器智能,最初在1956年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學會上提出,目前,人工智能已成為一個包括分布式人工智能與多智能主體系統、人工思維模型、知識系統、知識發現與數據挖掘、遺傳與演化計算、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應用等在內的龐雜知識和技術體系。

該技術正被不斷應用于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在生產制造行業,人工智能應用成為實現生產制造知識化、自動化、柔性化和對市場快速反應的關鍵技術,使傳統制造轉型升級為“智能制造”。從可應用性看,人工智能大體可分為專用人工智能或者弱人工智能,以及通用人工智能或者強人工智能。當前,弱人工智能已經取得突破,強人工智能也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

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不斷拓展,如生物識別分析、智能搜索、智能推薦、智能排序等,不斷與其他技術融合,推動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的涌現。隨著運算能力、數據量的大幅增長以及算法的大幅提升,弱人工智能將逐步向強人工智能轉化,機器智能將從感知、記憶和存儲進一步向認知、自主學習、決策與執行發展,成為滲透到整體經濟社會體系的重要使能技術(譚鐵牛,2019)[4]。目前,主要工業國家都將人工智能作為戰略必爭領域,把發展人工智能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加大產業政策扶持和創新平臺建設力度。未來,隨著人工智能從專用智能向通用智能發展,從人工智能向人機混合智能發展,以及人工智能加速與其他學科領域交叉滲透,人工智能創新創業如火如荼,人工智能產業將蓬勃發展。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成熟以及政府和產業界投入的日益增長,人工智能應用的云端化將不斷加速,全球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在未來10年將進入高速增長期。例如,2016年9月,埃森哲公司發布的報告指出,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可在現有基礎上將勞動生產率提高40%;到2035年,美、日、英、德、法等12個發達國家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可以接近翻一番(Purdy等,2017)。2018年出版的麥肯錫研究報告預測,到2030年,約70%的公司將采用至少一種形式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新增經濟規模將達到13萬億美元。 

鑒于5G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一方面打壓中國企業、破壞中國的供應鏈體系和技術體系,另一方面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加強強化其技術和產業優勢。美國政府和企業為重塑其在5G領域的領導力,試圖以“開源、開放、白盒化”的技術路線,在5G時代重構全球ICT(信息與通信網絡)產業生態,體現了美國的大國博弈戰略意圖,即促進CT(通信技術)價值IT(信息技術)價值轉移,利用其底層硬件芯片x86架構)和基礎操作系統(Linux)的雄厚優勢,重新奪回失去的通信產業領袖地位,這必將對我國基于5G技術的網絡強國建設和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構成嚴重的威脅。

隨著中國華為、中興,韓國三星,歐洲諾基亞、愛立信等一批通信設備企業的崛起,美國在全球電信行業的國家競爭中節節敗退。

5G技術發展和網絡建設,關乎美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為此,特朗普政府和美國企業加快推進通信設備技術的“開源、開放、白盒化”。該技術路線特別針對我國華為、中興等傳統電信運營商的一體化技術和業務優勢,通過推進通信設備產品的模塊化和標準化,促使通信設備的關鍵性能和功能由美國企業具有優勢的底層芯片和基礎軟件定義,而不是由華為等一體化通信設備企業定義。可以預期,在美國的技術路線下,整個通信設備產業鏈的價值重心將由下游一體化設備供應商向上游的芯片和基礎軟件轉變(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PC的產業鏈價值重心由整機廠向芯片和操作系統轉變),從而實現美國利用技術路線轉換重奪全球電信產業領導權的目標。

具體來說,特朗普政府的5G技術戰略的核心內容:一是推翻了奧巴馬時期制定的電信業“網絡中立”管制政策,松綁基礎運營商,優化市場結構,刺激新一輪ICT投資和經濟增長,提前布局5G業。2017年12月14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廢除奧巴馬時期的網絡運營商中立政策(即禁止運營商進入下游垂直領域),重新賦予電信運營商對垂直領域的經營權利,不再監管原網絡中立“三禁令”(禁止封堵、禁止流量調控、禁止付費優先)所強制規范的寬帶接入。

特朗普政府放松電信管制政策,將極大地刺激美國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的投資動力,從而有效促進美國ICT產業融合發展,鼓勵業態創新,激發美國5G產業創新的活力。二是積極推動5G技術路線及相應的技術標準朝著“開源、開放、白盒化”的方向發展,促進全球5G價值鏈的核心,由中國具有優勢的CT(通信技術)領域向美國具有優勢的IT(信息技術)領域轉移。

美國主導的5G生態,以英特爾的底層硬件芯片(x86架構)和開源的基礎操作系統(Linux)為基礎,試圖實現5G技術的“開源、開放、白盒化”,這將極大地促進ICT設備產業的垂直分解,從而對目前主流的、以設備供應商的一體化解決方案為主導的商業模式造成嚴重沖擊。三是以Linux基金會為基礎構建開放的產業生態,整合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運營商和裝備企業,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5G產業生態。

美國Linux基金會于2007年由開源碼發展實驗室與自由標準組織聯合成立,其目的是協調和推動Linux系統的發展,以及宣傳、保護和規范Linux。該基金會已經成為全球ICT領域供應商、開發者、用戶開展協同創新的最主要的開源生態發展平臺,集合了涵蓋電信、金融、云服務、車聯網、醫療、零售等所有5G及其應用場景的800多家會員企業,覆蓋了八成全球信息技術100強企業。

由于該基金會具有的強大影響力,我國的中國移動、騰訊、百度、華為等已經成為其白金或金牌會員。可以說,我國的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和設備企業已進入被美國5G產業生態整合的狀態,需要引起政府管理部門和企業的高度關注。在人工智能方面,2019年2月11日,美國國家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了由總統特朗普親自簽署的《美國人工智能倡議》。

在白宮網站上,《美國人工智能倡議»被視為“行政命令”,并以《維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的行政命令》為題向全美民眾發布。《美國人工智能倡議》開篇這樣寫道:人工智能(AI)有望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增強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并改善我們的生活質量。美國是人工智能研發和部署的全球領導者。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持續領導,對于維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以及以符合我們國家的價值觀、政策和優先事項的方式塑造人工智能的全球演變至關重要。該命令發布了強勢的五大原則:

(1)美國必須在聯邦政府、工業界和學術界推動人工智能方面的技術突破,以促進科學發現、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

(2)美國必須推動制定適當的技術標準,減少人工智能技術安全測試和部署的障礙,以便能夠創建新的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并通過當今的行業采用人工智能。

(3)美國必須培養當前和未來的美國工人,他們具備開發和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技能,為今天的經濟和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4)美國必須培養公眾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信任和信心,并在其應用中保護公民自由、隱私和美國價值觀,以便充分發揮人工智能技術的潛力。

(5)美國必須促進支持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和創新的國際環境,為美國人工智能產業開辟市場,同時保護我們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技術優勢,保護我們的關鍵人工智能技術免受戰略競爭對手和敵對國家的收購。《美國人工智能倡議》指出,根據本命令第3節確定為執行機構的機構應追求六個戰略目標,以促進和保護美國人工智能的進步:

(a)與工業界、學術界、國際合作伙伴和盟國以及其他非聯邦實體合作,促進對人工智能研發的持續投資,以實現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的技術突破,并迅速將這些突破轉化為有助于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資源。

(b)增強對高質量和完全可追溯的聯邦數據、模型和計算資源的訪問,以增加此類AI研發資源的價值,同時保持符合適用法律和政策的安全、隱私和機密性保護。

(c)減少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障礙,以促進其創新應用,同時保護美國的技術、經濟和國家安全、公民自由、隱私和價值觀。

(d)確保技術標準最大限度地減少惡意行為者攻擊,并反映聯邦在創新、公眾信任和公眾對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系統的信任方面的優先事項,制定國際標準以促進和保護這些優先事項。

(e)通過學徒培訓下一代美國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用戶,技能課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STEM),重點是計算機科學,以確保包括聯邦工作人員在內的美國工人能夠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機會。

(f)根據2019年2月11日的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保護美國在人工智能及相關關鍵技術方面的優勢)(NSPM)制定并實施行動計劃。整體來看,該計劃通過重新分配資金、創造新資源以及設計國家塑造技術的方式來促進美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即使它變得越來越全球化。不僅美國,AI領導者的全球競爭已經正式拉開帷幕。2018年以來,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中國、阿聯酋、芬蘭、丹麥、法國、英國、歐盟委員會、韓國和印度等國家也都發布了促進AI應用與開發的戰略。

全面構建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和政策體系

圍繞我國深化工業化進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制造強國的目標,未來我國要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來構建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具體至少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一)及時調整制造業戰略導向和政策實施方式根據新的國際競爭環境以及中國制造業自身創新發展的要求,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相對于以往的“中國制造2025”,新的中國制造業總體規劃應當在以下這些方面作出重點調整。

第一,在總體戰略導向上,要弱化“對標”或“趕超”歐美日,強化突出通過統籌部署構筑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制造業發展作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強調在新工業革命浪潮中“構筑中國制造業核心能力”的政策導向,對外體現了中國通過原始創新與全球工業國家共同推動人類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愿景,對內容易凝聚各級政府和廣大企業形成實現中國制造業更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抱負。

第二,在總體發展思路上,弱化重點產業和領域選擇,突出新一輪工業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術創新和產業統籌部署。新技術浪潮和新工業革命是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為了更加有效地應對技術變革,美、德、日、英、法等工業強國都頒布了系統的規劃和產業政策。

但與我國的“中國制造2025”不同,這些國家的戰略和政策在文本的具體表述方面,都不涉及政府重點支持特定產業和領域發展等內容。我國新的制造業總體規劃應借鑒美、德、日等國家的經驗和普遍做法,在戰略任務的擬定方面,一是強調推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應用所涉及通用技術和使能技術的原始創新和技術突破;二是強調對于新技術創新和應用(而非產業)的統籌部署。例如,在促進5G技術創新和應用方面,應當避免使用支持特定5G領域的發展等表述,而強調通過促進5G應用場景發展、基礎設施投資、參考架構建設等內容,完善5G創新鏈和產業生態的任務導向。

第三,在具體重點任務上,相對弱化技術創新導向的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高端制造,更加突出管理創新導向的服務型制造和制造業品質革命。

在當今新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無疑也是制造業的智能化、綠色化和高端化,這需要我們不斷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大力發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促進中國制造業抓住當今世界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機遇。但是,對于中國大多數制造業的發展而言,德國工業4.0所倡導的數字物理系統(CPS)還相對遙遠,很多產業的技術基礎還不具備,而推進制造業與服務融合的服務型制造以及推進中國制造業品質提升的任務則相對更有緊迫性和現實意義。

在當今時代,制造服務化也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方向,制造企業從注重生產和產品逐步向注重“產品+服務”的趨勢發展和演進,這極大地促進了制造業附加值的提升,進而促進了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高質量發展。另外與國外發達工業國家不同,中國的制造業品質問題還沒有實質性的全面解決,通過制造業品質革命全面提升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品質,還是中國成為制造強國所必須補上的重要一課。

(二)著力完善現代制造業創新體系一是加快促進產業政策向創新政策轉型,將政策資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的產業逐漸轉向技術創新。

目前我國產業政策的基本指向仍然是產業或產業領域,如“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十大重點產業領域。而反觀美、日、德等國家的產業政策,其稅收、財政等結構性措施,都是指向這些產業或領域特定的技術研發環節。產業政策與產業掛鉤還是與這些產業的技術創新掛鉤,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是與產業掛鉤,就會誘導企業擴大生產性的投資,而這也正是近年來我國光伏甚至工業機器人等新興產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政策設計時根據不同的政策工具的優缺點進行靈活組合。

目前我國的產業政策存在過度依賴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問題。而事實上,每一項政策工具都有其優勢和局限。例如,稅收優惠可以降低政府對企業創新活動的信息要求,但稅收優惠通常是與企業的研發支出掛鉤,所以稅收優惠會激勵企業更多地把資源投向可測度的研發支出方面,而不能保證企業的創新效果和研發效率;財政補貼可以解決稅收優惠的激勵扭曲問題,但補貼對政府的創新識別能力和企業的道德風險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產業基金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參與產業基金的私人資本要求最高的投資回報,因此產業基金不能有效促進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的通用技術和共性技術投資。基于此,合理的產業政策體系一定是一個能夠有效發揮不同政策工具互補性的政策組合。

三是加快部署與戰略性前沿技術、通用技術和共性技術的技術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科技設施和機構。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日益完備和技術水平向國際前沿的逼近,旨在促進產業發展的公共政策資源應當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而不是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創新驅動導向的公共服務體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和技術擴散服務三個組成部分。其中,構成科技基礎設施核心的國家實驗室,其主要功能是圍繞國家重大科技和產業發展使命,依靠跨學科、大協作和高強度資金支持開展戰略性研究。

共性技術由于既不屬于典型的科學,也不屬于典型的技術,因此常常成為科學向技術轉化的“死亡之谷”,共性技術服務機構的功能正是解決競爭前技術,即共性技術的供給不足問題。如果說國家實驗室和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主要作用是向產業提供戰略性技術和共性技術,技術擴散服務體系的作用則主要是促進已經形成的先進適用技術(主要是工藝技術)向廣大企業的擴散和應用(賀俊,2017)[5]。

四是努力彌補我國在公共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存在的不足。這方面不足主要表現在科技服務體系的特定主體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國的國家實驗室主要依托于高校,國家實驗室缺乏相對獨立的組織結構和人員,這使得國家實驗室實際上成為高校學科建設的平臺,任務導向型、戰略性的前沿技術研究主體在中國的創新體系中名存實無。在共性技術研發方面,2002年前后開始實施的科研院所改制使得中國國家層面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從有到無。因此,“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建設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應能夠采用兼顧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體系,切實發揮共性技術研發和供給的功能。除了提供戰略性前沿技術和共性技術的服務外,公共服務體系還應當承擔促進技術擴散的功能。而后者恰恰是我國產業創新體系的空白,也是近年來我國工業生產效率出現下降的重要原因。建議通過建設“制造業創新網絡”、進行中小企業技術咨詢師和管理顧問認證等做法,為中小企業提供質量管理、現場管理、流程優化等方面的咨詢與培訓,從生產工藝而不是生產裝備的層面切實提高我國的生產制造水平和效率。

(三)加快制定出臺我國的《5G總體規劃》

2014年以來,我國先后發布了《5G愿景與需求白皮書》《5G概念》《5G無線技術架構》《5G網絡技術架構》等文本,這些政策性文本為牽引我國5G技術領先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與新時期我國5G發展的要求相比,這些政策性文本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策內容不能反映最新的國際競爭形勢;二是這些政策性文本或是概念性框架,或是具體的技術規范,就如何部署5G基礎設施投資、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加快5G商用步伐”等關鍵內容尚缺乏明確的、可操作的指導。制定出臺《中國促進5G發展總體規劃》,加快把我國的5G技術競爭力轉化為網絡強國競爭力,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建議我國《5G總規》的戰略要點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針對美國的技術打壓和市場封鎖,策略性地營造更加有利于中國5G發展的國際競爭環境。一是針對美國CSIS報告提出的“美國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建5G安全的共同路徑”、從而封鎖和孤立中國5G企業的策略,搶先建立“國際5G安全聯盟”和“全球5G安全實驗室”,開展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信息安全評估,形成國際社會公認的信息安全標準,為華為、中興等通信企業“走出去”掃除障礙。

二是以《5G總規》出臺為契機,宣示我國將弱化傳統產業政策中的產業和領域選擇等內容,轉向強調5G產業部署、構建5G服務體系及提升中小微企業效率等他國更容易接受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向歐美日等企業開放5G市場、非歧視性政府采購、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可行措施,形成中國5G和全球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開放形象和政策接口,樹立新時代中國制度型開放的新標桿。第二,在明確中國5G網絡提速提質發展導向、理順5G投融資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我國5G網絡基礎設施的中期和長期投資目標,帶動上下游產業生態系統的完善。一是實施“網絡先行”戰略。相對于美國在底層技術的科技優勢,中國5G的核心優勢是基礎設施規模優勢和市場應用優勢。

因此,應提高5G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和質量,增強我國垂直應用孵化效果和產業生態的發育程度。二是建立工信部、國資委、發改委關于中國5G發展的部際協調機制,構建有利于促進中國5G基礎設施科學投資和高質量發展的國資績效考核體制和投融資體制,更好地體現5G網絡的戰略性和公益性。

三是借鑒美國廢除運營商網絡中立(如批準AT&T通過收購時代華納而進入網絡內容提供領域)的經驗,試點國有運營商、民間資本共同投資進入智能制造、電力、交通、醫療等5G應用前景相對明朗的垂直領域,開拓運營商新的盈利增長點,提升其5G投資動力和能力[6]。四是在《5G總規》中明確中國5G基礎設施投資和部分應用領域的投資規模目標和投資里程碑,形成中國構建5G強國的預期、承諾和信心。

第三,加快中國5G的商業測試和應用場景培育,形成5G對下游應用的“效率提升效應”和“賺錢效應”,從而將5G投資和應用由“概念”、“愿景”轉化為市場內生動力。除了試點運營商進入垂直領域,一是鼓勵中央企業、BAT等互聯網企業以及華為、海爾等技術領先的制造業企業加快5G應用,集中全國各個環節的5G創新主體和力量,在中國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和戰略必爭領域(如車聯網、智能制造、智能終端、智能電網、智慧醫療等域)開展應用示范工程[7]。

二是依托冬奧會、第二屆進博會等重大活動,加大對5G商業應用的政府采購力度,帶動技術攻關,樹立中國5G商用引領的國際形象。三是鼓勵運營商、5G應用企業對接地方中小企業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提升中小企業的運營效率和產品開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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